延安，丁玲一生的挚爱

       选择到延安当红军，丁玲无怨无悔，在延安的十余年承载了这位著名女作家从“文小姐”变为“武将军”的非凡经历。

       早在1932年2月，丁玲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同年秋，担任左联党委书记。1933年3月14日下午，丁玲在家里遭国民党特务逮捕，囚禁于南京。1936年夏天，丁玲终于和党取得了联系，逃出南京。1936年11月，丁玲来到中国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后的中共中央所在地——陕北保安县。

       为了欢迎丁玲的到来，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丁玲举办了最高规格的欢迎会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张闻天等中央主要领导都参加了。毛泽东一进窑洞就问，我们的女作家在哪儿呢？丁玲听见一口纯正的湖南话，就知道这人是毛泽东，迎了上去，这是丁玲第一次见到毛泽东。

       “当红军”“到前线去”是丁玲初到陕北时最热切的梦想。1936年11月23日，毛泽东正式批准了丁玲上前线的请求。第二天，32岁的丁玲戎装上阵 。

       1937年元旦，丁玲在随军经甘肃赴三原的途中，意外收到了毛泽东12月30日用军用电报的形式、请前线指挥部转交给丁玲的电文《临江仙·给丁玲同志》：

       壁上红旗飘落照，西风漫卷孤城。保安人物一时新，洞中开宴会， 招待出牢人。

       纤笔一枝谁与似，三千毛瑟精兵。阵图开向陇山东，昨天文小姐，今日武将军。

       这首词，给了丁玲无限憧憬，丁玲浑身充满了革命的力量。

       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当红军的情景，丁玲毫不掩饰自己当时的状况，坦诚地写道：

       说老实话，那时我对红军的生活，连党的组织生活，什么也不懂。老红军同志对我这个人，也的确不了解，甚至有些人会看不惯。好在我自得其乐，既无具体工作，我就四处串门，谈谈讲讲。这时期虽说我写得很少，但对我一生却留下了不易磨灭的印象。

       1937年7月7日“卢沟桥事变”发生，延安抗大的学员纷纷要求提前毕业开赴前线。丁玲与当时抗大的政治教员、作家吴奚如商议，组成一个精干的“战地记者团”，开赴抗日前线进行战地采访宣传报道。

       中央宣传部了解情况后，要求丁玲他们把“战地记者团”改为“西北战地服务团”，扩大队伍，吸收文艺骨干，到前线去宣传抗日，并任命丁玲为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。

       丁玲自述，自己真正当兵就是在1937年秋天到1938年秋天的一年多时间里。而这一段时间，正是丁玲在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的一段岁月。

       他们组织团员采用大鼓、小调、秧歌、相声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，学习创作了许多新颖的节目，如东北秧歌改编的《打倒日本升平舞》，京韵大鼓《大战平型关》，每次演出都轰动全场。

       毛泽东非常关心丁玲的工作，告诉丁玲没有领导经验，可以学。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，要大众化。在西北战地服务团，丁玲结识了陈明，共同的事业，亲密的合作，使他们灵犀相通，结成终身伴侣。

       《三八节有感》这篇杂文发表在1942年3月9日的《解放日报》上。丁玲针对不久前发生的两起离婚事件，觉得“延安的女性无论是结婚的、未结婚的，还是离婚的，都是被人议论的对象……”在丁玲看来，即便是在最进步的延安，实现“男女平等”的社会理想依然是任重道远。

       丁玲在这篇不足3000字的文章里，分析了生活在延安革命队伍中知识女性的艰难生活和尴尬处境，呼吁社会应该给予女性更多的理解与宽容。但是文章发表后，带给丁玲的政治风波却是丁玲始料未及的。

       一些人对号入座，认为文章是指一些高级干部娶了投奔延安的年轻女学生为妻，瞧不起老干部。

       丁玲在一次公开场合，就《三八节有感》问题，做了认真检查。

       1942年7月，抗战处在艰苦阶段，为了纪念抗战五周年，朱德总司令邀请在延安的几位作家到桃林的总司令部去看电报。总司令对丁玲和其他作家说：“这里不知有多少好材料，都是千真万确的事，请你们看吧，看了好写。”丁玲在那里读了两天，被前方的英雄事迹所感动，激动地拿起笔写了《十八个》这篇短文。1943年冬天，中央党校发动部分学员写秧歌剧。丁玲听了许多故事，写了《万队长》。

       1944年6月，丁玲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，她根据采访到的模范事迹，写了报告文学《田保霖》，刊登在《解放日报》上。毛泽东看到后一夜难眠，第二天，专门派人送信，请丁玲、欧阳山去吃饭。饭桌上，毛泽东对丁玲说：我一口气看完了《田保霖》，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，希望你继续写下去。

       1948年8月，丁玲历时两年完稿的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，这部小说反映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，成为丁玲创作的里程碑。

       1951年3月，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获得斯大林文学奖，并被相继翻译成十几种文字，出版发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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